体育科学杂志

体育科学杂志2023年第12期

• 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邓星华,蒲毕文,曾诚,朱小涛,梁立启,丛密林,黄启龙,孙晨晨,刘仲豪,李禄玉,董乙锋,

  利用文献资料调研和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机制和路径。研究认为,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机制主要包括话语主体的参与机制、话语平台的运作机制、话语内容的生成机制、话语资源的整合机制和话语方式的传播机制。而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存在话语主体参与路径不畅,融合协同不足;话语平台运作同质化,民族特色不鲜明;话语内容生成原创乏力,与国际接轨不够;话语资源整合体系松散,综合能效不强;话语传播渠道手段单一,表达方式滞后等问题。为此,需要不断拓展多元话语主体的参与渠道、积极打造立体化体育话语平台格局、动态把握体育话语民族性与世界性、充分发挥体育话语资源的最大效能、不断夯实体育话语对外传播的基础,以提升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

• 国际体育制度性话语权：分析框架与中国策略

  陆海林,刘建,

  国际体育制度作为全球体育治理的基石,其权力属性越发受到关注,但目前有关国际体育制度性话语权的研究尚存在概念不清、综合性分析框架缺失和提升策略针对性不强等问题。研究首先对构成国际体育制度性话语权概念的要素进行拆解,并界定国际体育制度性话语权的概念。其次,依据国际体育制度的阶段性特征,将制度性话语权划分为议程设置权、制度制定权、制度解释权和制度修订权四种权力形态;剖析制度性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即制度理念(观念要素)、制度方案(基础要素)和制度资源(操作要素)。三大要素和四种形态共同构成了国际体育制度话语权的综合性分析框架。研究认为,我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提升制度理念引领力;以“中国方案”为蓝本,通过语码转换提升制度方案供给力;以构建科学化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体系和塑造负责任体育大国的新形象为基本手段,提升制度转化力,从而实现国际体育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

•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学理审视与实践图景

  李帅帅,杨尚剑,

  体育产业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加快建成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方面。采用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在对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发展进行“历史-理论-现实”逻辑检视的基础上,依据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结合体育产业的学理维度和实践经验,系统梳理了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目标任务、实践遵循与推进路径。研究认为,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具有四个目标任务、七项实践遵循与四条推进路径:1)目标任务为产业基础现代化(实现体育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规模现代化(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产业结构现代化(实现体育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形成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2)实践遵循为以守正创新与系统观念为价值引领、以深化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加快体育消费生活化为核心工作、以深度推进产业融合为重要方向,以技术与数据要素驱动为工具支撑、以适配性政策法规为运行保障、以绝对与相对度量为权衡标尺;3)推进路径有以运动项目产业现代化内驱的内容型路径、以体育产业链现代化支撑的链条式路径、以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聚力的整合型路径和以城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统筹的均衡型路径。

• 中国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现实问题与实施路径

  任波,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为基础,从“理念-内涵-价值”层面对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阐释,提出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我国人均体育消费水平偏低、消费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体育消费发展差距较大,体育消费与体育产业互动对接不强,体育消费提升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能力尚不足。研究认为,要促进我国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应推动体育消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落实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理念;加强体育消费在微观、中观和宏观领域的协同发力,丰富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内涵;促进体育消费充分、均衡和全面发展,实现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价值。

• 关系-内容视角下央地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政策协同研究

  罗思颖,陈元欣,周彪,时宵,陈磊,

  中央与地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政策协同对于落实政策并发挥最优政策效果,助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从央地政策的关系协同和内容协同两个视角构建时间-空间-功能-类别-模式框架,通过LDA主题模型量化分析发现,在关系协同中,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政策主体参与健身设施治理积极性最高,长江中游、成渝双城经济圈两地政策主体参与积极性有待提升;在内容协同中,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的健身设施政策文本各具特色,在建设规划政策维度较为匹配,而在运维管理政策维度具有显著差异。调研发现,央地政策协同受到顶层设计实践导向作用尚需强化、区域存量建设用地潜力亟须挖掘、多元主体协同监管体系尚未成型、央地资金政策支持力度仍需加大、区域运维管理政策效能有待提升等因素的制约。研究提出应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良性互动、体育空间与城市规划有机结合、多元共治与综合监管协同推进、政策帮扶与资金保障有效衔接、政策创新与运营管理双管齐下等推动央地政策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 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实践路径

  刘转青,贺启令,夏建超,潘江洁,

  探寻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与路径,是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亦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运用田野调查、访谈等方法对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的历史进行考察,探寻其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有助于凝聚民族精神,筑牢共同体意识;凝练特色,实现体旅融合;凝心聚力,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夯实文化基础,筑牢精神内核,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其治理价值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各阶段经济社会环境与人们的现实需求。在这一过程中,需找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加强政策支持与制度配套,健全民俗体育村落自治组织,形成文化自觉并增强文化认同,注重以点带面塑造典范,从而以民俗体育活动为纽带唤起情感共鸣,形成乡村共识。

• 经济体制改革变迁视阈下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历史嬗变

  崔巍,

  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经过体育发展实践被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我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制度保障。制度的与时俱进是保持制度有效性的关键。从横向看,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纵向看,随着时代背景和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人们的精神价值追求向多元化转变,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不断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进行创新性发展,先后经历了1.0版、2.0版和3.0版,表现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配性。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1.0版以高度集中为特征,以革命集体主义为至高的精神追求。举国体制2.0版开启了市场化探索的进程,其特征是资源共享、成绩共享。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经济下举国体制3.0版进入了以战略合作、共创共赢为特征的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构建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新型举国体制既要保持举国体制的优势,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地位,以人民为中心,以科技为抓手,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进而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

• 澳大利亚竞技游泳强势崛起的经验与启示

  但林飞,曹蔚明,刘鑫,宋万翔,汪顺,李建设,

  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实地调查法,分析和总结澳大利亚竞技游泳强势崛起的成功经验。研究表明,“领奖台中心计划”和“领奖台潜力计划”作为振兴澳大利亚竞技游泳的国家战略,体现了澳大利亚式的“举国体制”,对澳大利亚竞技游泳的强势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发展竞技游泳的经验主要包括注重体教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基础选材的早期专门训练、注重培训考核的职业教练培养及注重水陆转换的力量训练。我国在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应狠抓短距离项目、接力项目及陆上训练;竞技游泳的高质量发展应重视培养专家型教练队伍、科技助力运动训练和建设职业游泳俱乐部。

• 条块关系中的双锦标赛体制：激励视角下我国地方体育治理体系的演进与变革

  陈叙南,杨铄,郑芳,

  地方体育部门以积极主动的行为促进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是我国体育制度和体育治理特征的显著优势之一。为理解地方体育部门的行动策略,基于我国行政科层下“条”(冠军锦标赛)和“块”(晋升锦标赛)的制度安排,分析我国地方体育治理体系的激励机制——双锦标赛体制~((1))。研究认为,双锦标赛体制的出现、演化及其时代内涵,与我国的体育事业目标、行政管理体制及其历史阶段性特征紧密相关,地方体育部门的行动逻辑以竞赛成绩为激励目标,并由此形成相应的激励收益与成本。基于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举国体制过程中,新型双锦标赛体制的激励逻辑应当从结果激励向过程激励的价值取向过渡,以适应新时代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以节点式激励的供给思维,促进竞技体育与其他体育领域的“条”上融合;以层化式激励的目标协调,推动体育事业与地方发展战略的“块”上融合;以涌现式发展的激励机制,通过以赛显人才与以赛促发展,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治理路径。

• 我国地方性单项体育协会分类治理的模式建构与实践侧重

  王志文,王先亮,

  对于单项体育协会治理而言,不同类型协会发展情况差异,决定了在改革中必须贯彻分类治理的思维。研究综合考虑项目市场化程度和组织行政化程度,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要求下,针对高行政化、低市场化协会,提出政府有限主导-协会依附自主治理模式;在规范体育市场治理秩序的要求下,针对高(低)行政化、高市场化协会,提出政府分权赋能-协会合作自主治理模式;在提升服务群众专业化能力的要求下,针对低行政化、低市场化协会,提出政府相机管控-协会独立自主治理模式。由此,通过分类治理助推地方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跨越深水区,夯实体育强国建设更加广泛且扎实的组织基础。